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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雷利[13]式书桌，”丘吉尔大声说，“我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就喜欢站着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墨迹斑斑的倾斜桌面，仿佛是在爱抚它。“这当然不是迪斯雷利用过的桌子。是我让本地的一位木匠做的。”我站在那儿，还穿着睡袍和拖鞋，感觉自己傻兮兮的。不过我立刻就注意到丘吉尔先生也穿着睡袍和拖鞋。他穿的是一件绿色、金色和大红色相间的丝绸睡袍。他的拖鞋不合脚，所以只要他一走动，拖鞋就嗒嗒直响，就像现在，他用相当大的玻璃杯给我们俩都倒了一杯威士忌，鞋的响声一直不绝于耳。我接过杯子，但没有喝酒。
丘吉尔注意到我又抬头看高高的椽子和墙上古老的画作。
“这正好是查特韦尔最古老的部分，”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可以追溯到1086年，也就是黑斯廷斯战役后的二十年。我在这里写作。你知道吗，我是个作家，并以此为生？我写的大都是历史书。通常我都是口述给一位秘书，她的速记水平必须相当高，以便能够跟上我的速度。今天夜里因为我同时写两本书，所以我向两位女士口述了我的内容。我还有两位男性研究员在这里帮我。刚刚在楼梯上你肯定没有碰到他们。”
我点点头，却始终没有吭声。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丘吉尔抿着他的威士忌。我则一口没喝。
“你生气了，佩里先生。”他说，威士忌酒杯就抵在他的唇边。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来回闪烁，仿佛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偷偷接近他。
我冲他耸耸肩，这是在模仿J.C.那种法式耸肩动作，堪称惟妙惟肖。
丘吉尔笑了。“你生气了，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最让你生气的事儿是什么呢，年轻人？是因为昨天你交给我的那些照片是那么肮脏污秽，还是因为你的朋友们和其他人为了拿到那些龌龊的东西而貌似白白献出了生命？”
我们走向大红木书桌旁边的两张椅子，却没有坐下来。书桌非常整洁，一看就知道这位作家不常用，因为书和手稿都堆在那张又高又长的迪斯雷利式书桌上。
“我很想知道，丘吉尔先生，”我说，“一个变节的政客，一个连该加入哪个政党都决定不了的人，从一个政党到另一个政党，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到底为什么他可以决定人们应该为他而死？”
丘吉尔猛地转过头，看他那副样子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有那么一刻，整栋房子里都静悄悄的，只有三层楼下某个地方的钟表鸣奏了四下。我想我和丘吉尔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更谈不上说话了。
这位穿着扎眼丝绸睡袍的财政大臣终于开口说道：“你知道吗，佩里先生，我的母亲是美国人？”
“不知道。”我说，我这话说的不带一丝语气，借此表示我对实际情况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或许就是我一直对美国政治和英国政治都相当感兴趣的原因，就更不要说欧洲大陆上的政治了。你想知道你国家的政治和英国的政治之间主要差别吗，佩里先生？”
不太想知道，我心想，不过我还是一语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