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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去理解他的话。我一直很烦经济方面的事儿，从前了解到法军进入德国占领了这片工业区时，我当然没注意到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工业区这事儿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说着向我这边探了探身，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得用40亿德国马克才能换一美元。因为鲁尔法军在监视所有的工业生产、内河交通和钢铁出口，德国实际上是被一分为二了。在我们路过的每个工厂里，所有德国的工业工人其实都处于占领工业区的法军的武装警卫和监督之下，这些工人去年宣布罢工——而且，和鲁尔的工厂一样，在大多数这些工厂里，钢和其他产品的真正生产活动都已经停止，这是因为德国工人消极抵抗，总是搞破坏，甚至打起了游击战。法国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驱逐出境，还把他们认为的怠工头头儿排成一行枪毙，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老天。”我说。
理查冲着街上的男男女女点点头。“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们的银行户口里有百万马克，也不够买一磅面粉，或者几个烂胡萝卜。买几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气，指着雨水滑落的窗外我们正要进入的慕尼黑郊外。“杰克，那里的人都很泄气，而且民怨沸腾。去见西吉尔时可得加倍小心。虽然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依旧算是异类。不过很多人，并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就讨厌，在慕尼黑，让-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忧。”
“我会小心的。”我说，甚至不肯定在这个奇怪、悲伤又愤怒的国家里，需要怎样“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理查并没有提前订好宾馆。我们买了晚上10点回苏黎世的卧铺。我有点儿想不通这一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华酒店房间的费用算在布罗姆利夫人的预付款开支账户上。我知道，和让-克洛德不一样，理查既不恨德国，也不恨德国人——我还知道，自从一战爆发以来，他经常到这里来——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焦虑或害怕，我们才会连个好觉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我感觉，就是因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鲁诺・西吉尔见面，所以理查才会陷入这种我不理解的忧心忡忡的状态。
西吉尔在一封简短的电报里说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就见一小会儿，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地点就在慕尼黑东南边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里。见面时间定在晚上七点，我和理查还有时间把我们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车站头等车厢休息室的卫生间里稍稍梳洗一番，然后打着深色雨伞，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没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坐出租车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旧，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点儿吸引我的地方都没有。雨依旧很大，雨点砸在石板木瓦房顶上，一条条街道上既昏暗又阴冷，和任何一个波士顿的十一月夜晚毫无区别。自打我知道要来德国之后，我总觉着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德国，应该是在美丽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闲逛，街上还有数百位穿着考究又友好的德国人，向我说“Guten Abend（晚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