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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刚才一直在抽烟斗，但现在他正将里面的烟灰敲出来，随时都会回到我们这边。“想必这就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我小声说，“所以今年理查才没有跟马洛里一起去珠峰探险。”
“不是。”让-克洛德耳语道，急急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是因为在第二次探险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1923年那次探险过后，他们在英国没待几个星期就又回去登山了。理查也被邀请了，但对方并不情愿。1923年，不知何故，马洛里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被复制后在登山者之间传开了。里面的内容我大抵能记得——不过后来我还是查看了马洛里到底怎么写的。内容大抵如下：
尽管我跟他相识多年——我们在剑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特别是在放学后我们去威尔士登山期间，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他很喜欢摆架子，跟个土财主似的，就像一个被溺爱的诗人，不仅不时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偏见，而且有时候态度相当傲慢。有时候，如果有人跟他意见不合，他会真的充满恨意。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喜欢那个别人给他取的绰号，他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总共也就五十个同学。我相信‘教会执事’这个绰号定能满足他膨胀的自我。露丝，总而言之，上次探险之后。我感觉再也不应迁就他，也不会再迁就他了。他知道的倒不少，但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灵，要是别人知道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一点儿都不高兴。要是他幸运地猜中了某件事情，比如他找到了嘉措拉隘口的路线，他会把自己的运气当成本事，好像他才是领导者，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朋友。”
让-克洛德一脸惊讶。“这不奇怪！你们美国的学生不也经常被要求背诵动辄上百页的诗歌、美文和其他材料？要是没背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吗？在法国，记忆能力跟学习能力是画上等号的。”
理查往这边看了过来，表情仍显茫然，显然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但我确定他马上就会回来。
“快。”我对让-克洛德说，“告诉我1922年那次探险，也就是那次所谓压垮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这句话我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让-克洛德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说起了阿拉姆语。
“1922年，他们感觉有很大机会登顶。”让-克洛德说，这时，理查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们爬上威严的冰墙，上到北坳，然后横跨那里到达北山脊，经北部山脊前往东北山脊，再从那里登顶。但是，恐怖的大风逼着他们从那边的山脊下到北坡。他们登山的进场非常缓慢，也充满凶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但在6月7日那天，尽管季风季节的大雪越积越深，马洛里仍然觉得这条路线可行，坚持要再上北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登上顶峰。”
“理查反对再领着挑夫和登山队员上北坳。他认为已经变天了，今年登顶珠峰的机会已经没了。更重要的是，比起马洛里，理查对冰雪状况的了解比他多得多，而马洛里在冰川上和阿尔卑斯山探险的次数实在有限，理查说现在很可能会有雪崩。就在一天前，一些勘探北坳的登山者借助他们留在冰墙上的绳梯下山时发现过去两个小时里，那里有过宽约50米的雪崩，淹没了他们的足迹。理查因此才拒绝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