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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们离开医院前往阿格拉，准备向联合国递交国书。
我的状况不容乐观，不仅仅是因为我处在高重力下。但是我坐轮椅还行，只要不是公众场合，我还能歪歪倒倒走几步。问题在于我的喉咙痛得厉害，幸好服了药，不然非转成肺炎不可。我还在拉肚子，手上的皮肤病也已经扩散到脚上了——我来到了一个充满疾病和折磨的地方——地球。我们月球人从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小的隔离区内，几乎没有害虫和病菌，即使有，也能通过真空马上除掉。不幸的是，我们几乎没有免疫功能。在来地球之前，我们从没有听说过“性病”这个词，我们以为月球冰矿工人的脚冻坏了就是“感冒”。
我不快乐还有其他原因。
斯图带来了一份亚当·塞勒涅发给我们的信息。我和教授偷偷地看了信，甚至对斯图也保密。信中说革命胜利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少于百分之一。我想如果我们使整个情况更糟，那这次疯狂的冒险还有什么意义？迈克真的知道成功的机会是多少吗？不管他掌握了多少事实，我不认为他算得出来。
但教授似乎并不担心，他和一群记者谈笑风生，不停地对着相机微笑，并发布声明说他对联合国充满信心，相信我们正义的要求会被认可。他同时感谢“自由月球之友”的真诚帮助，是他们把我们这个弱小而坚强的民族的真实情况报道给了大家——自由月球之友是指斯图公司，一个专业的舆论公司，加上几千个以签名请愿为职业的人，以及一大堆新加坡月券。
他们也给我拍了照，我努力保持微笑，但指指喉咙，用沙哑的声音拒绝了采访。
在阿格拉，我们住在宾馆的一间豪华套房内。这个宾馆曾经是一个土邦主的宫殿。（现在这里仍属于他，尽管印度是个社会主义国家。）采访与拍照仍在继续。
我几乎不敢离开轮椅寸步，哪怕上厕所也坐着。我得遵照教授命令，绝不以直立姿势被人拍照。教授自己也一样，要么躺在床上要么躺在担架上——床上沐浴、床上便盆，床上什么都有。不光是因为年龄关系，也不仅因为这样更安全，对月球人来说也更容易——还有个拍照的效果问题。他有着迷人的酒窝，温文儒雅，具有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他的照片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成千上万个电视屏幕上。
但他的人格魅力并没有使我们在阿格拉取得丝毫进展。教授被带进联合国主席的办公室，我也被拽着一起去了。
作为派赴联合国的大使和未来的月球参议员，教授试图呈上他的国书——却被推给了秘书长。在秘书长办公室，他们给了我们十分钟时间与一个不断吸溜牙齿的助理秘书交涉。他说他可以接受我们的国书，“不带偏见，也不作承诺性暗示。”
国书被送到国书委员会——他们将讨论讨论。
我坐立不安，教授则在看济慈的诗。运送粮食的弹射舱则依旧继续到达孟买。
从某种程度上说，向孟买运送粮食我倒觉得没什么。在离开孟买飞往阿格拉前，天还没亮我们便起床了。整个城市开始苏醒，我们被带到了户外。我们月球人每人都有各自的洞，不管是像戴维斯隧道那样很早前建造的舒适的家，还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小窝，拥有住所不成问题，再过几个世纪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