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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弹射器进行了测试。将一个重物抛到地球的东经35度，南纬60度，也就是印度洋上的某个地方。那里没有人烟，只有鱼。迈克为自己的射击技术兴奋不已。因为他没有使用导航跟踪雷达，只瞄了两眼，然后就这么轻轻一推，便击中了目标。地球方面报道说，在接近南极洲的地方有一颗巨大的流星划过，信号恰好被开普敦航天监测站接收到。这同迈克的设计完全吻合。
迈克一边打电话向我夸耀，一边记下路透社的晚间报道。他洋洋得意地说：“我告诉过你会正中靶心！有我盯着，还会出什么事？哗啦一声落海，真漂亮！”
来自地震实验室的震波报告和海洋地理站关于海啸的报告也都证明了落点。
幸好我们准备好的只有这一炮（买钢铁很不容易），不然迈克非再试一次他的新玩具不可。
阿飞们开始戴“自由帽”，女孩子们也跟风，连西蒙的两只犄角间也戴了一只。各大商场干脆把它们当作促销小礼品。
阿尔瓦雷斯同监守长官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莫蒂想知道在连孩子们都动起来了的情况下，他的安全局长是否觉得自己也该做点什么？还有，阿尔瓦雷斯有脑子吗？
五月初，我在卡佛大街碰上了斯利姆·莱姆基勒，当时他戴着一顶“自由帽”。看见我他似乎很高兴。
我感谢他那么及时地付清了钱（在那次审讯结束三天后，他就把他们一帮人的钱都交给了西迪丽斯，一共三十港元），我请他喝了杯冷饮。
落座后，我问他为什么年轻人都戴着红帽子？为什么戴帽子呢？戴帽子是地球人的习惯，不是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是一种装饰，很像美洲麋鹿。我随即换了话题。他告诉我他的全名是摩西·莱姆基勒·斯通，是斯通家族的成员。
这让我很高兴，我们是亲戚；但也让我惊讶。看来，即使像斯通那样的名门旺族有时也并不总能让所有儿子都成家。我自己的生活很幸运，不然的话，说不定在他这个年龄也还在廊道里东游西逛呢。
我跟他讲了我们母亲这边的亲戚关系。他很激动，过了一会儿，他说：“曼尼尔表兄，你想过我们应该自己选举自己的监守长官吗？”
我说没有，从没有想过。监守长官是政府任命的，我想他们会一直任命下去。
他问道：“我们为什么非得有政府呢？”
我问他，是谁给他灌输这些东西的？
他坚持说没人，只是随便想想，如此而已——难道他没有思考的权利吗？
回到家后，我忍不住还是让迈克查了查这孩子的党内称呼，如果有的话。我明白这不符合我们的安全原则，对斯利姆也不公平。
2076年5月3日，七十一个名叫“西蒙”的男子被集中起来，接受审问，之后被放了出来。没有一家报纸报道这事，但每个人都听说了。我们利用已经发展到了“J”字头的组织对这件事作了大肆渲染。1．2万个人传播一个故事的速度远比我想像的快。我们在宣传中强调指出，这些被当局逮捕的所谓危险人物中有一位年仅四岁，这当然不是事实，但却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二月和三月，斯图·拉茹瓦都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四月初才回到地球。他把返程机票往后推了一班又一班。我向他指出，他留在这儿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再待下去，生理上将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他咧嘴笑了笑，叫我不用担心，但开始使用离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