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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电话到底不是面谈。新加坡本来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据点：政府对它的控制不是那么严密，因为该地区的公共设施不在政府综合大楼控制之下。由于在此之前两地未通管铁，当地产品许多没有送上弹射舱，所以它对政府的依赖性相对较小。此外，新加坡的资金力量也更为雄厚，新加坡月城银行发行的纸币比政府券更值钱。
我觉得从法律意义上讲，新加坡月券还不能算是“钱”。政府并不承认它。我几次去地球，买票的时候都得特意兑换政府券。不过我带过去的却都是新加坡券，因为政府券在地球上几乎一文不值，新加坡券在价值上打的折扣却很小。不管算不算钱，新加坡银行发行的纸币一直得到正直的中国银行家们的支持，不会因为政府行为贬值。100新加坡券相当于31．1克黄金（旧制金衡盎司），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拿它在当地事务所兑换等值的黄金——他们那里确实储备有黄金，是从澳大利亚运来的。不用说，你也可以直接购买商品：非罐装水、各种等级的钢材、电厂专用的重水，以及其他各种东西。这些东西当然也可以用政府券购买，不过价格会不断上涨。我不是财政理论学家，每次迈克向我解释，我就头大如斗。我只知道我们喜欢接受这种不是钱的钱，而政府券，大家只是勉强接受而已，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憎恶政府。
新加坡早应该成为我们党的战斗据点，但它还不是。于是大家决定让我去那里一次，冒冒险，跟那儿的人面对面交流。一部分人肯定会因此知道我的身份，像我这种只有一条胳膊的人，想乔装打扮一番，让谁都认不出来，这种可能性不大。风险很大，一旦我出事，危害的不仅是我自己，还会祸及怀娥、姆姆、西迪丽斯以及格列格。可是，革命怎么可能没有危险？
到了那里才发现克莱顿同志原来是个年轻的日本人——不算很年轻，不过日本人都这样，一直挺年轻，到一定时候突然就老了。他并不是纯正的日本人，有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一些血统，不过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家中的生活也沿袭日本人的传统。他重人情讲义气。我很幸运，因为他欠怀娥很多情。
克莱顿的祖先并不是犯人，他们是在他们政府枪口的威胁下“自愿”上船来到这里的。我没有因此对克莱顿产生任何偏见，他跟那些老囚犯们一样，对监守长官充满了仇恨。
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茶室——相当于月城的酒吧。我们聊了足足两个小时，除了政治话题，什么都聊。他认准可以交我这个朋友，于是把我带回了家。日本人非常热情。我惟一不满的是高及下巴的洗澡水，太烫人了。
到头来，我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美容院老板娘的化妆技术和西迪丽斯一样高明。那条社交手臂原本就很逼真，和服又恰好掩盖了它的接缝。
两天之内，我以“博克同志”的身份会见了四个小组，每次都乔装打扮：穿上和服、日式短袜，即使有奸细混在其中，也不会认出我是曼尼尔· 奥凯利。我向大家通报了许多重要情况。
几天来，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六年以后，即2082年的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