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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他是那种你在书本上读过的变态人格，没办法分辨他们。
好吧，如果没有什么法子能防止它一次也不发生，那么，只有一种可靠的方法能防止它再次发生。
如果迪林格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孽（这似乎难以想像），那么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点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像巴巴拉一样受到折磨。事实上，他根本一点儿罪都没受。
但是假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是错误的，那又怎么办？好吧，我们会杀掉疯狗，不是吗？是的。但是像这样的疯狂其实是一种疾病——我只想得出两种可能性。要么他不能治好——这种情形下，他最好死掉，对于他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有好处；要么经过治疗他能恢复正常，正常到足以重新进入文明社会……但考虑到他“得病”时所干的事，除了自杀以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怎么能和这样的自己生活在一起？再假设一下，如果他在治愈之前逃走了，再一次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呢？可能还不止一次？你怎么才能向那些悲痛的父母们解释呢？给他们看他的病历？我只能得出一个答案。
我发现自己在温习历史和道德哲学课上的一次讨论。当时杜波司先生探讨了××世纪北美共和国解体前的混乱状态。据他说，在他们把阴沟淘干净之前，有那么一阵子，类似迪林格的案子就像狗打架一样常见。恐慌不仅仅存在于北美，俄罗斯和英伦三岛也有，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同样情形。但以北美解体之前最为混乱。
“遵纪守法的本分老百姓，”杜波司告诉我们，“基本上不敢夜里去公园。这么做得冒着被狼群般的孩子攻击的危险，这些孩子配备着铁链、刀、自制枪支、狼牙棒……最起码会受伤，肯定会被抢，可能终身残疾，甚至还会送命。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俄英美联盟和日本霸权之间的战争爆发。谋杀、吸毒、盗窃、攻击和蓄意破坏成了家常便饭。还不止公园，这些事在大白天的大街上也随处可见。还有学校操场，甚至教学楼内。但是公园的不安全早已是声名狼藉，在晚上，正直的人就会避开它们。”
我试着想像我们的学校发生这些事。但是我想像不出。我们的公园也不可能。去公园是为了游玩，不是受到伤害。至于会在某个公园内被杀——“杜波司先生，他们没有警察吗？没有法庭？”
“他们拥有的警察比我们的多得多。法庭也更多。而且都在超负荷工作。”
“我想我弄不明白。”如果我们的城市里有孩子干了这样的坏事……好吧，他和他的父亲会并排接受鞭刑。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接着，杜波司先生问我：“说说什么是‘青少年违法者’。”
“嗯，那些孩子——殴打伤害他人的孩子。”
“错误。”
“嗯？但是书上说——”
“对不起。你的课本上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把尾巴叫作腿怎么说都不是正确的命名。‘青少年违法者’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这种提法指出了问题，同时导致问题无法解决。你养过小狗吗？”“是的，先生。”
“你训练它不要在屋子里大小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