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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妆花为织造技法总名词，即在已有基本组织（术语称“地”，常规为绸、缎、纱、罗等）的前提下，在局部植入彩线，采用回纬和织物背面抛梭相结合而形成图案，是云锦中织造工艺最为复杂的品种，也是最具南京地方特色和代表性的提花丝织品种。在织造方法上，采用挖梭（俗称过管）技术，用绕有各种不同颜色彩绒的纬管，对织料上的花纹做局部的盘织妆彩，又称断纬挖花，或是挖花盘织。妆花不受组织结构的限制，多用对比或晕色法配色。图案的主体花纹，通常是用两个或三个层次的色彩表现，部分花纹则用单色表现（如花梗、叶、芽）。一件妆花织物，花纹配色可多达十几乃至二三十种颜色，色调浓艳鲜亮，绚丽而协调，使织物上的纹饰获得生动而优美的艺术效果。妆花品种通常根据组织来分，显缎纹组织的叫妆花缎，显绸组织的叫妆花绸，以纱为基本组织的就叫妆花纱，以金为组织的则叫金宝地。中国唐代时已有成熟妆花技术，敦煌藏经洞曾发现了一批妆花织物残片。1958年，定陵文物出土，万历皇帝尸身被挖掘出来时身着“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芾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即为纱地妆花，俗称妆花纱。[51] 金宝地是云锦中最高贵华丽的丝织品，属于妆花中的一种，即以珍贵的圆金线（捻金线）为地纬与地经，交织织成织物的金地，再在金地上织出五彩缤纷的花纹，并用扁金线织制大片锦纹衬托其间。因地子用料珍贵，全为金线，故而得名。它充分运用了不同光泽的金线特点，织品金彩交辉，极为富丽堂皇，是妆花中的代表品种。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乾隆“折枝玫瑰花金宝地锦”，有兴趣的读者可前去观赏。[52] 黄虞稷父黄居中以藏书知名，于南京建“千顷斋”以藏书。黄虞稷将“千顷斋”扩建后，更名为“千顷堂”（故址在今南京白下区马路街千顷堂金墩宅）。经过父子两代人积累，千顷堂藏书达八万余卷。黄虞稷在其父所撰六卷《千顷斋藏书目录》的基础上，据其藏书，以个人之力，穷十数年之功，重编成目录学史上著名的《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千顷堂书目》一直以钞本形式广为流传，并先后得到朱彝尊、杭世骏、卢文弨、吴骞等学者的推崇和校补，日臻完善，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著述。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馆纂修《明史》，由左都御史徐元文（徐乾学之弟）担任监修总裁，召集全国的著名学者参修。徐元文以黄虞稷学问深博，文笔雅健，特荐举参与纂修。康熙二十年（1681年），黄虞稷以布衣入翰林院，食七品俸禄，就任《明史》纂修官，分纂《列传》和《艺文志》。在编纂过程中，黄虞稷以自己的《千顷堂书目》为底本，利用史馆的有利条件，博采诸家书目，去其繁杂，辑其未备，反复考订，纂成《明史·艺文志稿》。《明史》总纂官王鸿绪依据黄虞稷的《艺文志稿》进行删改、增补，砍掉宋末、辽、金、元四代附载著录，编为《明史稿·艺文志》。其后张廷玉又按此稿校订，改编成后来的流通本《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原编的《明史·艺文志稿》，却湮没失传。由于《明史·艺文志》经纂修官多次删削，已无法反映明代著述之全貌，故后人探求明人著述概貌时，多舍《明史·艺文志》，而取《千顷堂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