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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宝贝。”我尽力克制着声音中的惊慌。“我们去学校接弟弟妹妹。”
在车里我又试着打马特的手机，还是转入了语音信箱。他去哪里了？我不断地超车，脚像焊在油门上了。孩子还在那里吗？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老天啊，他们可一定别乱跑。
我等不及要去那里探个究竟，又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另外一个快速拨号菜单里的号码，学校。电话刚响了一声，秘书就接起了电话。“我是薇薇安·米勒，”我说，“我打不通我丈夫的电话，想问问您他有没有接走我们的孩子。”我不断地默默祈祷着。老天啊，他们一定要在那里啊。
“我查查。”她说。我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知道她在查看前台的登记簿，我们接送孩子都会在上面签字。“好像没有。”她说。
我闭上了眼，顿感宽慰，但又伴随着新的恐惧。“谢谢。”我对她说，“我在去您那儿的路上。”
孩子们还在那里，谢天谢地，孩子们还在那里，如果能亲眼看到他们，感觉会好千百倍。可是为什么他们还在那里呢？那里就要关门了。马特知道这些规定，而且他也应该知道我不会及时回家来接他们。
恐惧像电流一样穿过我的全身。卢克独自一人在公交车站，独自一人在家，其他孩子被扔在学校。早就过了接孩子的时间。
马特走了。
天啊。马特走了。“妈妈！”汽车后座传来卢克的声音，惊醒了我，我朝后视镜瞥了一眼。他睁大双眼看着我。“绿灯了！”
我朝他眨了眨眼，然后看向前方，绿灯变成了黄灯，后面的一辆车朝我按着喇叭。我踩了一脚油门，加速冲过红绿灯路口。
我回想起昨晚我们两个说的话。我说我还是不会做他们希望的事情。他说“好”的方式，他脸上的神态，他是不是终于意识到无法说服我载入那个程序，因此没有必要再逗留？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他会让孩子们自己照管自己，不顾他们会发生什么。这不像马特。
我们赶到学校，开过马路牙子。我把车停进一个车位，勉强停在两条停车线之间，刹车踩得太重，手提包从副驾驶位滑到了地上。我拔出钥匙，匆匆抱出卢克，冲向前门。我用余光扫了一眼时钟——晚了两分钟，二振还要罚款，每个孩子每分钟五美元——但是我不在乎。我刚进门就看到了他们三个，在前台旁，和主任一起等着。
我一下子安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们之后会这样如释重负。我是觉得俄罗斯人可能伤害他们？我不会认为马特会带走他们或伤害他们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厘清此时脑中混乱的想法，但我并不在乎。
我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他们，根本不在乎我在主任眼中是多么疯狂，全家人在大堂拥抱可能又要耗掉一分钟，又要十五美元。此时我只关心他们在这里，和我在一起。
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让他们离开我。
我们立遗嘱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其实卢克出生之前我们就该立下遗嘱。但是直到有了两个孩子，我们才不紧不慢地来到华盛顿特区，来到白宫前街一座高楼里的律所，坐下来和律师谈这件事。